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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食堂的历史记忆 杨继绳

作者: 佚名  上传时间:2010-01-13  浏览:287
 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,停于1961年夏,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。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,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。
  一、消灭家庭
  几千年来,家庭,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,既?#24039;?#20135;单位,又?#24039;?#27963;单位,还?#24039;?#32946;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。然而,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,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,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。所以,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。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?#26082;耍?#24180;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,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。
  1958年3月22日,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:“在社会主义中,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,小集团还存在,家庭还存在。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,将来要消灭,有始有终。康有为的《大同书》就看到了这一点。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、消?#35757;?#20301;、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,教育儿童的单位。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,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,农民家庭一般为?#24039;?#20135;单位,只有部分副业。至于机关、部队的家庭,更不生产什么东西,变?#19978;训?#20301;、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。....总之,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。....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,思想狭窄得很。”[1]毛泽东?#25628;?#19968;出,他的臣下们,不仅敢去想,也敢去做了。
 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“自发”办起来的,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?#38382;?#19978;下互动,“轰”起来的。开始,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,上面立即总结,宣传,表扬,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,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。
  公共食堂这一“新生事物”的出现,使毛泽东等领?#26082;?#26080;限欣喜,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。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。他说:“我们拿做饭来说,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,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、分量又不多的?#20849;耍?#21333;独备有?#36884;擼?#21333;独雇用厨师,单独在市场上、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,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、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!可以大胆设想,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,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,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、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。”[2]1958年夏秋以来,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,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。12月10日,在武昌会议上,毛泽东批印?#24230;?#22269;志·魏?#23613;?#20013;的张鲁传,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。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“五斗米道”中的“置义舍(免费住宅)、“置义米肉”(吃?#20849;?#35201;钱)、“不置长吏,皆以祭酒为治”“各领部众,多者为治头大祭酒”(近乎政社合一,劳武结合)等等作法十?#20013;?#36175;。,他在批语中写道:“道路上的饭铺吃?#20849;?#35201;钱,最有意思,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?#21360;?rdquo;“张鲁传值得一看。”[3]
 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,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“小麦丰收展览会”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,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?#20849;?#35201;钱后说:“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,比起这里?#20849;?#34892;。”他说,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。他对公共食堂、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,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。周恩来参观结束时,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,他毫不?#28120;?#22320;写下了19个大字:鼓足干劲,力争上游,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。[4]
 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?#26376;郟?#27604;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?#26082;?#30340;思想。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,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:
  毛主席讲三无,无政府,无国家,无家族,这将来会统统实行。毛主席讲过两次,家庭要消灭的。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?你们要座谈一下。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,而是将来的事情。在中国,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,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,他说这样一来,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,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,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,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。他?#31561;?#26524;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。因此,他主张消灭家庭。
  毛主席讲,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,?#19981;?#28040;灭的……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?#24039;?#20135;单位、教育单位、消?#35757;?#20301;,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,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,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,只剩下些家庭副业,但家庭还是消?#35757;?#20301;。
 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。.....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,家家做饭,家家洗衣,家家带小孩,家家补衣服、做鞋子……进入共产主义社会,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。因此,我有这么一个设想:要建立很多托儿所、公共食堂,办很多服务性行业。河南一个农业社,有500多户人家,其中 200多户搞公共食堂,家庭不再做饭了,组织起来以后,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。从前200多人做饭,现在只要40人做饭,而?#19968;?#21507;得饱些,好些,还节省了粮食。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,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,变成为大生产,大经济。[5]
  后来,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,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,是为了“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”,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。新中国成立以来,所有的宣传机器,所有的教科书,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,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。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,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,当作一个重要条件。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,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。所以,公共食堂一轰而起,发展速度惊人。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,所有农民?#25216;?#20837;了食堂。[6]到1958年底,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,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%。[7]连青海、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,公共食堂也?#35813;?#21457;展。据1958年11月20日《青海日报》报道:据不完全?#33251;疲?#20840;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,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,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%左右。《宁夏日报》1958年12月6日报道,全?#28798;?#21306;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,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 23.4852万户,占农户总数的75.15%。建立在人口稀少、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,总数在5000个左右。青海和宁夏?#24039;?#25968;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?#26143;?#22914;此,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?#35813;汀?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。
  实际上,消灭家庭以后,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,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。1959年7月,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[8] 称,“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,出工时间一致,保证了劳动时间。吃食堂以前,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,现在,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”,“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,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,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,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,碗盏一推,组长就带人出工。”“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。饭前?#36141;?#32473;社员读报、组织收听广播,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”。这个调查报告,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,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,如节约劳动力;社员吃得饱,吃得好;等等,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,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、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,却是事实。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,也是事实。
 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,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,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,只能完全仰仗国家,吃喝完全?#35272;?#39135;堂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,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。家里没有锅灶,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,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。
  二、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
 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,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。农民家庭的灶拆了,锅、盆、碗、盏?#21364;?#20855;和桌椅板?#26102;?#20844;共食堂征用。粮食集中到食堂,柴草集中到食堂集,家畜、家禽?#24067;?#20013;到食堂饲养。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,家庭的烟囱不再?#25226;獺?#26377;些地方,农村干部手下留情,没有搞得这么彻底,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,从食堂打回?#20849;?#20197;后,再热一下。
 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,还大办幼儿园、托儿所、养老院。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。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。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“由于办食堂,集中住,?#35838;?#20303;乱了,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。原主不能回原屋,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,家?#19968;?#25143;不安心。”[9]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?#29992;?#28857;拆除,集中建设“共产主义新村”。房子拆了,“新村”建不起来,只好打散家庭,男女分开居住。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。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,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?#20174;常?#23425;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,有住房70多万间。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?#20445;?#21482;剩下45万间,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、集体无偿占用,社员可以居住的房?#21448;?#26377;42万间。[10]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,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。大搞 “积?#35797;?#21160;”,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。
 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,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,实际情况是,在收缴这些财产时,干部、民兵同时出动,挨家搜查,闹得鸡飞狗跳,有些地方还打人、捆人。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,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。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。
 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,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,一?#24230;縵础?#34987;拆了房子的农民连“四壁”也没有。
 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,是省委书记李井泉“蹲点”的地方。全大队有383户、1537人,耕地面积1864亩,共辖八个生产队。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。其中,“万乐食堂”和“万年食堂”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,不仅其规模大,设施好,而且声誉高,远近驰名。
 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。据知情人员讲,建立万年食堂单是?#25512;?#25151;子的柱?#21360;?#31881;刷墙壁、做门窗等,就花去了一千多元(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)。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。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、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;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。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?#25512;?#28422;好的大餐厅以外,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,它们都?#36824;?#19978;耀眼名目的牌子:“俱乐部”、“图书室”、“保管室”、“男来宾室”、“女来宾室”、“缝纫室”,以及“理发室”、“医疗室”、“托儿所”等?#21462;7课?#22235;周的墙壁上,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,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,诸如 “批评与自我批评台”、“诗歌台”、“社员五好评比台”、“团员评比台”、“毛主席著作学习台”,以及“创作台”、“来宾诗话、留言台”等?#21462;?#23458;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,上面摆着花瓶、?#20154;?#29942;、书刊。客厅前的天池里,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,种着美?#31169;丁?#20964;仙花、兰草?#28982;?#21321;。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?#21183;?#31487;十余根,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?#20572;?#20004;翼分列的是?#21183;?#31487;。如果满插旗?#27169;?#20174;远处望去,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,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。
 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,都是由社员出的,每家每户4~5元;房子则是采取?#31185;?#19982;“说服”相结合的办法,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。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、四百多根双人条?#21097;?#20840;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。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,就用?#25512;?#21047;上统一的颜色,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。食堂建成后,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:有汉族的、少数民族的,有地方机关的、省级机关的,有学校的、工厂的、农村的,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。食堂的招待员、炊事?#20445;即?#32479;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,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。遇有参观者,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“本领”:主食做大米白饭、花卷、包?#21360;?#39314;头,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,让参观者尽吃,吃好吃饱。另一方面,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。[11]
  收走了炊具,收走了桌椅,收走了粮食,收了牲畜和家禽,接着就收走自留地。农?#23548;?#20307;化以后,土地收归集体所有。但是,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。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《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》,在第3章第17条明?#39277;?#23450;,“为了?#23637;?#31038;员种?#24425;?#33756;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,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”。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“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%”。[12]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《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。
 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?#39277;?#23450;:“一般说,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”。[13]办了公共食堂以后,家里不做饭,种菜就没有必要;没有牲畜和家禽,也不需要种饲料。要办好食堂,必须建立蔬菜基地,大办养猪场,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。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,明确提出“要办好食堂,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”。因此,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,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。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,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。1960年2月14日晚,他召集涪陵、内江、泸州、温江绵阳、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:“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,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。”[14]
 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,收走了自留地,除了集体生产以外,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。在大饥荒面前,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,只好坐以待毙了。这种情况一直?#26377;?#21040;1960年11月。11月3日,全国处于大饥荒最?#29616;?#30340;时刻,中共中央才明?#39277;?#23450;:“应该允许社?#26412;?#33829;少量自留地。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,应当拨出?#23454;?#22303;地分给社?#20445;?#20570;为自留地。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,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。”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%。[15]但此时?#35757;蕉?#22825;,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。[next]
  三、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
 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,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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