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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名背后 "达沃斯文化"在作祟

作者: 佚名  上传时间:2009-03-15  浏览:128
   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。如果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利润,而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,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生产过剩。对外贸易的目的如仅限于互通有无和短期调节,海外市场将不再是经济体?#30340;?#21542;运行的必要条件。在“全球化”思潮泛滥的今天,这很容易被视为封闭的保守思想。而当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后,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元看待,单个国家的困境正是全球的困境。
    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,无数的评估、分析围绕这个话题展开,无数的喜怒哀乐因此而演变。然而,这个竞争力到底争的是什么?#35838;?#20204;中国为何需要去争它,该如何去争它?
    国际贸?#36164;?#35282;
    观察“国家竞争力”的第一个视角是国际贸易。从这个视?#24039;?#30475;,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其对外贸易竞争力。
    在外?#25628;?#37324;,中国的出口来势汹汹,“世界经济论坛2006年会”文集中有这样一篇文章The Emergence of China and India (《中国和印度的浮现》),文中将中国、印度的出口数据并列,再以美国数据作参照,画出了图一。

    数据显示,上世纪80年代初,中国的出口与美国相比尚微乎其微,进入本世纪后,出口加速上升,到2005年已接近美国的水平。无怪乎“中国威胁论”甚嚣尘上,无怪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纠纷层出不穷。
    看来,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,我们可以沾沾自喜了,可以与美、日并驾齐驱、推杯换盏了。事实上,预测在多少年内能超过日本、赶上美国的言论已经在各?#32622;?#20307;上出现。
    英国《经济学家》的一篇文章说,自1978年以来,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.5%的速度增长,这个速度是美国的三倍,?#32469;?#20182;任何经济体都要快。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?#27867;?#32463;济体,如今“这条巨龙的确在?#25307;选薄?
    美国《国际先驱论?#28526;ā?#30340;一篇文章称,无论是在经济规模还是在生活水平上,中国都将赶上美国。在经济规模上,中国将是绝对的赢家,但它的生活水平将与美国持平。
    美国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预计,按美元计算,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一。以购买力计算,中国可能还提前八年赶上美国。
    世界银行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称,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,2003年中国GDP总值为63538亿美元,人均GDP 4900美元,中国已经超过日本,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。
    ……
    连老外都这样说,看?#27425;?#20204;的“国家竞争力?#27604;?#23454;不可小觑。然而主管国际贸易的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却兜?#26041;?#20102;一瓢凉水:“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,才能进口一架空客380。”别忘了,2005年12月5日,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一笔订单就买了150架空客。
    我们的出口“优势”建立在劳工低廉的工资、恶劣的工作环境、大量的资源消耗和无节制的环境破坏之上。靠这样的“优势?#20445;?#22269;家能有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吗?

    我们该相信谁的?
    洛桑排名的特点在于主要?#35272;?#32479;计数据,尽量减少人为主观判断;而世界经济论坛排名则数据与经济分析并重,重视?#31034;?#35843;查,强调把?#25214;?#20010;国家内在的经济运行机制。一个强调客观性,一个强调分析深度,谁都有理,却让读者无所适从。
    我们?#19981;?#24341;以为榜样的韩国,同样重视这种排名。2005年9月29日,韩国《釜山日报》报道:
    韩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竞争力比上一年上升12个位次,居世界第17位。世界经济论坛(WEF)28日公布的2005年各国竞争力评价报告书中,韩国的成长竞争力(国家竞争力指数)在117个调查对象国中居第17位,是调查对象国中位次上升幅度最大的国家。2003年韩国曾经创下过第18位的纪录,此后一直下跌,去年降至第29位,下降11个位次。
    这不但成为韩国人的骄傲,也让我们的媒体着实兴奋了一阵。然而,以常理看,一个国家的国家竞争力的变化,应是多年的积累所致,一年“上升12个位次”令人费解。
    《东亚日报》一则报道称:“去年,韩国国家竞争力指数与前一年相比下降了11位,因此?#26696;?#24635;理兼财政经济部长官李宪宰等人不满称:‘公众信誉机关怎能如此?’”
    WEF的韩国合作伙伴一直都是韩国开发研究?#28023;↘DI),但今年的调查换由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负责,因此?#31034;?#35843;查对象的选拔标准出现了变化。
    此前,KDI会随意选出500家资产在70亿韩元以上的企业发放?#31034;?#35843;查,回收100~150份发放的?#31034;?#35843;查后交给WEF。相反,首尔科学综合大学院的方式是选出300家“核心企业?#20445;?#28982;后回收280份?#31034;?#35843;查交给WEF。
    原来如此。

    听听布什总统怎?#27492;?
    着眼于“均衡地生产出?#32469;?#31454;争对?#25351;?#22810;?#32856;?#30340;能力?#20445;?#33258;然比着眼于外贸份额更深刻,然而这种能力是否可用WEF或IMD的方法测度,却难以确认。更为重要的是,这种能力的根源是什么?
    今年1月,美国总统布什在《国情咨文?#20998;?#25552;出了“美国竞争力计划?#20445;?月2日美国国内政策委员会科学和技术政策办公室公布了该计划。
    这个计划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:“美国的经济力量及其在全球范围的领导地位,很大程度?#20808;?#20915;于我国生产并利用最新科技开发成果的能力。”报告将这种能力归因于三类力量:科学研究,强大的教育体系和一个鼓励企业?#39029;?#38271;、鼓励冒风险与创新的社会环境。
   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WEF和IMD的视角。它将国家竞争力建立在两块基石上:其一是科学/技术;其二是整体国民素?#30465;?
    值得注意的是,“美国竞争力计划”源于美国科学院去年10月提出的一个咨询报告――《站在风暴之上》。报告指出,随着高级知识的全球扩散以及低成本?#25237;?#21147;的出现,美国在市场、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开?#38469;?#21040;?#36136;础?#25253;告指出,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力量巩固美国竞争力的基础,那么,美国将很快失去自己的卓越地位。因此,美国目前的最高目标是:通过发展源于天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新工业,为全美国公民创造全新的、高质量的工作。
    耐?#25628;拔?#30340;是,这份报告对中国很重视。报告中提及中国128次,提及印度85次,提及欧盟19次。报告在强调影响竞争力的因素时说:IBM公司最近将个?#24605;?#31639;机业务转给中国的一家公司;估计10年内全球约80%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生活在美国之外的工业化国家;中国中等收入消费者将达到5.95亿,中上等收入的消费者将达到8200万。――显然视中国为主要潜在竞争者。
    至于美国的传媒,更是赤裸裸地渲染这类观点。《纽约时报?#20998;?#21517;专栏作家、普利策?#34987;?#24471;者?#26032;?#26031;?弗里德曼在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?#34892;?#36947;:
    小时候父母常常说:“儿?#24433;。?#20054;乖把饭吃完,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?#29615;?#21507;。”现在,父母会对孩子说:“女儿啊,乖乖把书念完,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小孩正等着抢你的饭碗。”
    从国际贸?#36164;?#35282;,我们看到各国瓜分世界市场的能力之争;从波特的视角,我们看到各国在各产业上的效率之争,而这种竞争归根结底仍是为?#26031;?#20998;世界市场;从“美国竞争力计划”的视角,我们看到科学/技术与整体国民素质对各产业的决定性影响,它最终仍归结为对世界市场的瓜分――美国小孩、中国小孩、印度小孩争夺饭碗。
    比较起来,国际贸?#36164;?#35282;看到了“国家竞争力”的标的,而“美国竞争力计划”则站在美国的立场探寻决定“国家竞争力”的深层、长期根源。
    那我们该怎么办?是跟着WEF、IMD起舞,还是效仿“美国竞争力计划?#20445;?br/>  
    为什么需要“国家竞争力?#20445;?
    这是个显然愚蠢的问题,然而真相往往藏在愚蠢问题的背后
    农耕文明是个“自给自足”的时代,今天的工商文明,从经济上看,与农耕文明最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技术进步,而在于商贸和分工使整个社会有机地连成一个整体,每个人的生产和工作,绝大部分是为别人干的,鲜有为自己直接消?#35759;?#36827;行的生产。在这个意义上,“我为人人,人人为我”是广泛存在的客观现实。在这个背景下,生产与消?#35757;?#21305;配这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,就成了令学者?#24039;?#36879;?#36234;?#30340;难题。
    在市场原则下,协调社会分工、配置社会资源的核心机制是“利润极大化?#34180;?#36825;样的机制要求一方面提高产出、一方面压低成本,由此方可形成资本利润。提高产出的努力导致社会生产能力扩张,而压低成本的努力导致?#25237;?#32773;收入减少。这一过程持续进行的结果就导致社会生产能力与社会?#34892;?#36141;买力的失衡。于是过剩的生产力只能向外部寻找市场。
    到此为止,这不过是逻辑推演的结果。让我们用自己过去20多年的统计数据来检验它。从分配的角度看,GDP为三类主体所得,其一?#24039;?#20250;?#25237;?#32773;,其二是财政,其三是资本拥有者。
    先看看?#25237;?#32773;所得。
    《中国统计年鉴》里?#23567;?#24037;资总额”一项,它被定义为“全部职工的?#25237;?#25253;酬总额?#34180;?
    除?#26031;?#36164;?#25237;?#32773;,我国多数人口是农民,他们收入的基础是GDP中的第一产业部分。参与分配这一部分的,除了农民外主要是各级政府。农业?#23458;?#35745;表明,2000年全国农民总负担为1779亿元,它占当年农业GDP的12.16%。农业部的统计样本只能触及中央明文规定的税费,据统计,我国正式的涉农税费项目接近100项,加上“三乱”各种项目总数达200项。谁都知道“头税(农业税)轻,二税(提留)重,三税(统筹、集资)四税(‘三乱’)无底?#30784;保?#20445;守估计“三?#21834;薄ⅰ八乃啊?#37096;分不会低于正税的1/2。由此我们估计农民负担为第一产业GDP的18.24%。并假定扣除这一部分后,就都是农民的收入了。
    以上两项之和即为?#25237;?#32773;收入。
    参加分配的另一主体为财政。《中国统计年鉴》已列出“财政收入?#34180;?#20174;参与GDP分配的角度看,扣除“?#25237;?#32773;收入”和政府的“财政收入”之外,就只有资本所得了,不论它是内资还是外资、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、国有资本还是民间资本。由此我们可以计算出“?#25237;?#32773;收入?#34180;ⅰ?#36130;政收入”与“资本所得”各自占GDP的比重(见图?#27169;?

    数据显示,支撑产能扩大的资本收入,其份额显著扩张;而构成社会?#34892;?#38656;求的?#25237;?#32773;收入,其份额明显下降。1993年后,资本收入持续高于55%;进入本世纪后,?#25237;?#32773;收入持续低于25%。于是,社会生产能力和?#34892;?#38656;求间的平衡被打破,几乎所?#34892;?#19994;都陷入供过于求的困境。
    有学者着眼于银行中的巨额储蓄存款,力图将其“逼?#32972;?#26469;,以形成购买力。然而在?#25237;?#32773;收入下降、资本收入上升的大背景下,这巨额的储蓄存款到?#36164;?#20110;谁?它是暂存的购买力还是潜在的资本?
    《统计年鉴2004?#26041;?#25105;国国民按省市分为31组,每组又按城镇、农村分为两组,年鉴提供了这62组国民2003年的人口数与储蓄存款额。此外,年鉴还提供了城镇家庭分8组的可支配收入,农村家庭分20组的纯收入。
    假设不同人群拥有的储蓄存款额与其收入份额成比例,可将上述62组国民进一?#36739;?#20998;为868组,分别估算每组的人数与拥有的储蓄存款额。再按人均储蓄存款额从高到低排序,可考察储蓄存款在国民中的分布?#32431;觶?#22270;五):

    官方数据表明,最富裕的1.38%的国民拥有10.88%的储蓄存款,最富裕的5.56%人群拥有30.04%的储蓄存款;50.01%的储蓄存款集中在12.53%的人群?#31181;小?#21453;之,最贫穷的23.42%人群仅拥有1.01%的储蓄存款;最贫穷的43.81%人群仅拥有5%的储蓄存款,49.83%的国民存款余额不足300元。
    由此我们看到,绝大多数国民储蓄存款极为有限,不到万不得已,谁?#19968;?#25481;?因此根本不构成潜在的购买力,而大多数存款集中在极少数人口的手中,这些钱不是暂存的购买力,而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本,它们渴求的不是商品,而是利润。
    然而,在社会?#34892;?#38656;求?#25214;?#33853;后于?#34892;?#20379;给的大趋势下,这些存款又能到哪里去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?于是,它们成?#26031;?#22312;银行笼子里焦躁的“老虎?#20445;?#20110;是剩余的资本只能向海外寻找出路。
    这就是为何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都将海外贸?#36164;?#20026;国家竞争力基石的根源。事实上,先发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?#34923;肌?#35199;班牙、葡萄牙还是英国、法国、美国,无一不将海外市场视为立国之本。
    闯进?#26412;?#30340;?#26031;?#32852;军士兵,也许只知道抢劫珍宝,而他们背后的国会议员、海军将领们却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    “外部资源”与“比较优势”
    《海权论》的作者、殖民者的后裔、美国海军军官马汉坦率地写道:“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?#28023;?#23427;要消化、吸收、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,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?#20301;?#32463;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,它使国?#19968;?#24471;外部资源的支持。”
    问题在于如何获得这“外部资源的支持?#20445;?
    鸦片战争之前,中国的生产能力并不低于英国,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,英国没有多少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有竞争力。马克思在其《对华贸易》一文中引述说,1844年一位先生将中国的各种土布的样品?#32784;?#33521;国,并注明了价格。“同他通信的人告诉他,他们不能在曼彻斯特依照他所开列的价格生产那种布匹,更不能将其运往中国。(《马克?#32423;?#26684;斯选集》,人民出版社,1976,第二卷,第59页)
    可见,乾隆对英王?#20405;?#19977;世的特使马嘎尔尼说“天朝物产丰盈,无所不有,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?#20445;?#24182;非虚妄的?#28304;蟆?#30452;到19世?#32479;酰?#33521;国实在没有什么大宗产品可以与中国交易,而中国的茶叶、丝绸和瓷器却是英国必不可少又无法替代的。乾隆的失误在于将马嘎尔尼带来的天体仪、望远镜、地球仪、气压表等视为“奇巧”之物,没有意识到它们对国家军事力量的意义,更没意识到是军事力量的?#21592;?#32780;非“比较优势”将影响其子孙的生存与发展。
    于是,文?#26102;?#24428;的海盗们用炮舰将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人。英国棉纺织品成为向中国出口的第一大宗产品,是在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。而回顾前述马汉的坦白,就不难理解“贸易跟着国旗走”其实是“贸易跟着军舰走?#20445;?#23601;不难理解西方国家遍布全球的军事存在。
    第一个工业化大国英国是如此,其他国家又何尝例外?数数十七、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、西班?#21171;?#20301;?#22363;?#25112;争和北方战争、奥地利皇位?#22363;?#25112;争和七年战争、三次瓜分波兰、拿破仑战争、对法国大革命的武?#26696;?#28041;、美国独立战争、各殖民地的独立战争、日俄战争、甲午战争、俄国的十月革命?#20843;?#21518;的内战、中国?#29992;?#21322;个世纪的动荡与内战、日本?#21482;?#25112;争、两次世界大战、朝?#25910;?#20105;、越?#38505;?#20105;、冷战,直到如今的“反?#32456;?#20105;?#34180;?#23427;们的背后哪个没有资本在全球?#20998;?#24066;场的身影?
    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后发工业化国家。当年德国面对先发工业国英美,有过一场政策争论,一方主张亚当?斯密的自由经济学说,一方以李斯特为代表,力证自由贸易政策会使德国永远成为先发工业国的?#25509;梗?#21147;主由政府主导,用行政权力动员各种资源,强行实现国家的工业化。这条道路要求在贸易上采取保护主义,政治上采取独裁主义,外交上采取军国主义,同时竭尽全力提高国民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国家认同。
    德国事实上选择了李斯特的道路,结果为了争夺“生存空间?#20445;?#21457;动了两次世界大战。日本走的也是李斯特道路,结果发动了日俄战争、甲午战争、?#21482;?#25112;争,这三次战争都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,它们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走向。
    今天,当年海盗们的后裔已经学会将坚船利炮尽量隐藏在幕后,而用一?#23376;?#19968;套客观而严谨的逻辑推销“比较优势?#34180;ⅰ?#33258;由贸易”之类理论。被视为正统的经济史宣称,是工业革命使西方的产品更?#35270;?#20215;廉,从而取得了贸易优势。在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《剑桥中国晚清史?#20998;校?#40486;片战争的起因是反对垄断、争取自由贸易。
    四年前,在他们“比较优势”理论的开导下,中国为加入WTO大大方方地答应了他们的条件。2005年12月商务部长薄熙来参加WTO多哈回合的香港会议,回来后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的访谈节目中感叹:
    “这次WTO的部长倒让我顿开茅塞,突然发现其实欧美对农产品的?#22266;?#26159;不用置疑的,它们自己也清清楚楚,而?#39029;?#20026;会议的焦点,而且这个?#22266;?#39640;得惊人,几百倍于我们对农产品的?#22266;!?
    他还具体举例:
    “对欧盟?#27492;担?#20986;口?#22266;?#24403;然就更大了,它有40多亿欧元的出口?#22266;?#22312;农业的国内的支持方面,美国有80多亿,欧盟有400多亿,日本还有60多亿,而中国是零。
    “中国棉农大概有5000万人,而我们一年的?#22266;?#25152;有的?#22266;?#21152;上支?#32622;?#33457;生产的各种类型的措施?#21442;?#20159;五千万人民币,而美国的棉农只有25000人,它的?#22266;?#26159;一年30亿美元。
    “日本、欧盟、美国这三家加起来,实际上一年大米的?#22266;?#33021;高达160亿美元。美国是不大种稻子的,但是它一年的稻米?#22266;?#23601;达到了13亿美元,整个稻米的生产成本也就是18亿美元,实际上?#22266;?#22312;它整个稻米的生产里边占了好大的成分。总的加起来,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?#22266;?#20026;平均一个农民一年3000美元,而中国七亿?#37027;?#19975;农民去年的人均收入还不到3000块人民币。也就是说,还不到400美元。”
    西方传授给我们的理论说,任何阻碍自由贸易的行政举措都会损伤要素使用效?#30465;?#22312;世界贸?#23383;校?#21363;使对方限制自由贸易,自己单方面取消限制贸易的壁垒,?#19981;?#25552;高自己的要素使用效?#30465;?#24403;年我们“跳河一闭眼?#20445;?#31572;应了西方国家的要价,恐怕这套说辞功不可没。然而我们回避了这“效?#30465;?#26159;谁的效?#21097;?#26159;什么“效?#30465;薄?#37027;其实是资本拥有者的短期效?#30465;?#32780;今,我们鼓励西方国家也“跳河一闭眼?#20445;思?#24656;怕在?#24213;?#21457;笑:他们当然明白,让自己的农民走投无路,其社会后果是什么。于是多哈回合谈判硬是被他们拖得中止。

    路在何方?
    那?#27425;?#20204;到底有哪些可能选择的道路?
    “主流经济学”主张亚当?斯密路线,依靠 “比较优势”建立国家的竞争力。我们最显眼的“比较优势”莫过于几乎无限供给的低素?#19990;?#21147;。于是?#20658;?#22836;在外?#34180;ⅰ?#22269;际大循环?#34180;ⅰ?#20986;口加工?#34180;ⅰ?#25307;商引资”在20多年里成了事实上的基本国策,导致2000年外贸?#26469;?#24230;突破40%,引发学者的警惕,而在一片对依附型经济的警告声中,外贸?#26469;?#24230;?#29615;?#29467;进,到2004年居然达到了70%。与此同时,环境破坏、资源瓶?#34180;?#20004;极分化、社会安定纷纷发出警报。这条道路还能走下去吗?
    一些“非主流经济学家”主张?#21335;?#26356;张,走李斯特路线。依靠行政权力,聚集资源,发?#36141;?#24515;技术和基干产业。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为全民认同的共同目标,要求肃清一切异己思想和言论,要求全国上下咬紧牙关、卧薪尝胆数十年。最重要的,这条道路要求有一个不受制约的集权政府,它还必须明智而高效。然而,“权力导致腐败,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?#20445;?#22312;政府中我们可以指望出现罗伯斯皮尔这样“不可腐蚀的人?#20445;?#20294;决不可以指望集权政府中超过半数的官员达到罗伯斯皮尔的?#36182;?#20934;则,而这是集权政府健康运行的起码条件。况且,腐败不仅可能出现于经济领域,在一个集权政府中,腐败往往首先出现于政治领域?#22909;?#30528;良心讲假话。当“假大空”肆虐时,这个政权的凝聚力也就消解了,经济领域的腐败其实是政治腐败的结果而非起因。
    即便我们能走通这一条道路,提高层次后的生产力,它要求输出的将是飞机、巨轮、工作母机、工程机械、核心通信设?#28014;?#35745;算机核心部件与系统软件、生物技术产品、军火等?#21462;?#32780;今,我们出口裤?#21360;?#34972;?#21360;?#34924;衫之类东西,都让西方大国惕惕然。到那一天,它们能坐视“中国的小孩抢自己孩子的饭碗”吗?到时,等待我们的是什么?#35838;?#20204;又该如何应对?在那样的环境下,我们需要的“国际竞争力”到?#36164;?#20160;么?
    ?#35757;?#25105;们还有其他选择吗?
    困境的根源在于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。如果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利润,而在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,就不可能出现持续的生产过剩。对外贸易的目的如仅限于互通有无和短期调节,海外市场将不再是经济体?#30340;?#21542;运行的必要条件。在“全球化”思潮泛滥的今天,这很容易被视为封闭的保守思想。而当全球化将整个世界的经济融为一体后,将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单元看待,单个国家的困境正是全球的困境。资本利润极大化原则正在将全球的?#32856;?#38598;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人群手中,亨廷顿将这群人视为一种“文化?#20445;?#24182;命名为“达沃斯文化?#34180;?
    “每年大约有1000名商人、银行家、政府官员、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?#22330;?#20182;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、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,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。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、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,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。”
    正是“达沃斯文化”的成功导致这个世界大多数人口的贫困?#22351;?#33268;全球范围的?#34892;?#38656;求不足?#22351;?#33268;所有的大资本都不得不为争夺市场而剑拔弩张?#22351;?#33268;?#26029;?#26465;经济学的回归》(克鲁格曼)。然而,人类并没有另一个地球可供殖民,可供我们去开发“外部”市场。
    于是,今天摆在各国面前的困境其实已经在预示一个全球共同的困境。面对这一困境,大资本冀望于技术突破,冀望于“虚拟经济?#34180;?#20294;技术手段不可能解决经济运行机制问题,“虚拟经济”不过是富?#24605;?#22242;内部的赌博。?#25214;?#20005;峻的经济现实早晚会迫使人们摆脱?#22839;?#25919;策,正视问题的根源。
    于是真正的问题在于,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道路,此后才有基础讨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“国家竞争力?#34180;?br/>
    迈克尔?波特视角
    出口竞争力归根结底建立在生产能力之上,美国哈佛商学?#33322;?#25480;迈克尔?波特在其著名的《国家竞争优势?#20998;?#31216;:“国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。竞争力是指一国或一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产出?#32469;?#31454;争对?#25351;?#22810;?#32856;?#30340;能力。”
    波特具体的分析架构被称为?#30333;?#30707;体系”(又称菱形理论)。他从生产要素、需求?#32431;觥?#20225;业的战略/结?#36141;?#31454;争对手、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表现这五个方面来考察一个国家的生产力,同时政府和机遇也是重要因素。波特将他们间的关系图画成钻石形(见?#32423;?#36930;有了?#30333;?#30707;体系”之称。

    由此可见,波特是个?#25300;?#29983;产力”论者。尽管在他的分析中涉及了政府政策、文化因素与领导魅力等,但一切分析的落脚点均指向一个个具体行业的生产力。
    尽管学术界不少人?#22278;?#29305;理论不以为然,商学?#33322;?#25480;波特却成功地征服了一大批老板和政客,波特理论似乎已经成为评估国家竞争力的正统理论基础。连大名鼎鼎的世界经济论坛(WEF)也请他主持“全球竞争力报告?#34180;?
    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共由?#35762;?#20998;组成:
    一个部分是增长竞争力,是报告评价的主体。主要由技术竞争力、机构竞争力和宏观经济环境三个部分构成。
    一个部分是微观经济竞争力,主要是针对企业的竞争力评价,指标由三大类构成:公司运营与战略指数,经济宏观环境质量指数。
    与此并行,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?#28023;↖MD)也每年发表《世界竞争力年鉴》,为各国的竞争力排序。IMD的排序考虑四大要素:
    1.经济表现要素:涉及国内经济、国际贸易、国际投资、就业、价格,共74项指标;
    2.政府效能要素:涉及公共财政、财政政策、体?#24179;?#26500;、企业法规、教育,共84项指标;
    3.企业效率要素:涉及生产?#30465;⒗投?#21147;市场、金融、管理绩效、全球化影响,共66项指标;
    4.国?#19968;?#30784;设施要素:涉及基本基础设施、技术基础设施、科学基础设施、健康与环境、价值体系,共90项指标。
    这些年来,国内非常重视这两个竞争力排序,报告一出来,媒体争相报道,专家争相解读。然而,这两个排序却很难让我们对中国的“国际竞争力”得出清晰的看法。图三是?#25910;?#25214;到的中国历年排名。按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?#28023;↖MD)的排序,中国的国际竞争力过去十年在大幅波动中爬升,从2005到2006年,一年内竟上升了12位;而按世界经济论坛(WEF)的排序,过去十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明显下降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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