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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需要重新平衡经济增长

作者: 佚名  上传时间:2009-03-17  浏览:84
在国际经济中最重要的高层对话是什么?答案不是七国集团(G7)高收入国家财政部长间的磋商。而是中美之间的“战略对话”。这不是因为后者能给出答案,而是因为它提出了正确的问题。国际经济决策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纳入中国。值?#27599;?#23450;的是,美国财政部长汉克•保尔森(Hank Paulson)认识到了这一点。但他的双边方式将归于失败。相反,七国集团应由一个能更?#34892;?#22320;解决这类问题的多边机构所取代。
“第二次全球化”
要理解这个挑战,我们必须意识到是什么促使中国的影响变得特别。专家们常常将今天的全球化描述为“第二次全球化?#20445;?#20197;便与1870至1914年之间的“第一次全球化”相区别。在第一次全球化中,崛起的经济大国是美国,而英国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资本输出国。但现在,中国既是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,也是最大的资本来源国。这有助于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:快速发展与低实际利率相结合。
近年来,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呈现爆炸式增长,从2003年的460亿美元,增至去年的2500亿美元,使得日本2006年1700亿美元的盈余相形见绌。中国去年的经常账户盈余是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9.5%,是日本历史上最高比率(1986年,占GDP的4.3%)的两倍还多。如果加上长期资本流结余(净外国直接投资),去年中国的“基本收支”盈余达到GDP的12%。
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下,英国1905至1914年的净外国直接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(GNP)的8%。令中国的地位更加不同寻常的是,中国国内投资总额本身似乎就占到GDP的40%以上。因此,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,也是全球国内投资占GDP比率最高的国家。这是宏大规模的资本积累。
然而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。在中国,政府一直是资本流出的直接来源。这是中国干预外汇市场、将人民币兑美元汇?#26102;?#25345;在低水平的副产品。因此,在2003至2006年之间,中国累积经常账户盈余达到5250亿美元,另外还有228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。这几乎正好为7770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积累所抵消。到今年3月,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.202万亿美元,规模为全球最大,超过中国GDP的五分之二。
应?#20204;?#35843;的是,储备积累不是对投机性“热钱”流入的回应。相反,它们体现了这样的政策:输出从巨额贸易顺差和长期投资流入得到的外汇,以便将汇率维持在低水平。
这种做法可取吗?如果不可取,应该做些什么?
累积大量储备,明智吗?
有很好的论点可以支持这种做法确实可取。它对全球其它地区是可取的,因为它压低了实际利率,从而扩大了支出。一些经济学家还指出,它对中国也是可取的,因为出口快速增长是实现可?#20013;?#32463;济发?#36141;?#25193;大就业的最佳途径。
然而,反对这种做法的理由也很充分,在我看来,甚至更为充分。只要对方的贸易逆差集中在美国身上,就可能产生保护主义行为,尤其是在美国经济放缓之时。更重要的是,低收益率资产如此容?#36164;?#21040;人民币兑美元几乎不可避免的升值的冲击,因此人们难以相信,大量积累这类资产对中国是有意义的。实际上,中国领?#26082;?#33258;己也曾多次宣称有意重新平衡经济增长。近年来,中国的经济增长过度?#35272;?#20110;投资增长和外部盈余。过去两年,中国GDP的增长有近四分之一来自净出口的增长。这不可能再?#20013;?#24456;长时间。在不久的某一时点,需求必须至少赶上GDP的增长步伐,如果不是增长得更快的话。

中国经济模式的许多弱点
在最近一份发人深省的文章*中,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(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)的尼古拉斯•拉迪(Nicholas Lardy)指出,对中国自身而言,当前的发展道?#21453;?#22312;许多明显的弱点:家庭消费水平过低,2005年仅占GDP的38%;增长过度?#35272;?#20110;沿海地区;1993至2004年,每年的就业增长?#24335;?#20026;1%;能源消耗过高;低水平的国内利率(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外汇干预)扭曲了金融体系并刺激了浪费性投资。
那么该做些什么呢?答案似乎很简单:减少储蓄,让名义汇率更快上升,以消除这种政策转变可能带来的通胀后果。中国政府可以轻松承受加大医疗和教育支出的负担。它还可以建立一个有用、适当的全民养老金体系。此外,中国很大一部?#25191;?#33988;并非?#29992;?#20648;蓄,而是政府和企业储蓄,其中许多企业由政府拥?#23567;?#22240;此,储蓄是一项政策选择,而非必然。中国储蓄占GDP的比例为50%,这也太高了。
那么,如果可以的话,外部世界如何才能劝说中国向一个似乎对中国人很明智的方向走呢?保尔森把这一问题当作共同利益来讨论,是很正确的。但是,中国政府对这个“唯一超级大国”的要求作出似乎是单方面的让步,几乎是不?#19978;?#35937;的。这太丢脸了。
相反,中国政府需要以平等的地位加入到主要经济体更广泛的全球对话中。一个明显的行动就是用四方集团――美国、欧元区、日本和中国――取代七国集团。毫无疑问,印度最?#25214;不?#21152;入,但目前还不是时候。另外,这样一个集团不应仅关注中国。它必须考虑这四个主要经济体采用的各项政策。保尔森确实是在应对许多正确的问题,但论坛过于狭窄。现在是扩大对话的时候了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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